文|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刘莉
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曾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邓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24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双减”政策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举措。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也嵌入“双减”改革之中，为幼儿园质量提升创设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本文基于对“双减”政策的解读，分析幼儿园在“双减”政策下的质量提升机遇，立足于《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以下简称《评估指南》)，为幼儿园提出“儿童为本，专注过程性质量;教研引领，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家园社协同，缓解家长育儿焦虑;依托教育数据，提升园所治理能力”的质量提升路径。
幼儿园质量改进面临的挑战
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发展道路。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随后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010年的15.042万所上升到2020年29.1715万所，在园儿童数从2976.6695万人上升到4818.2634万人。解决幼儿有园上的同时，政府着力解决家长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求，在201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第三期行动计划(2017-2020年)以及《“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均将质量提升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
然而，中国历来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一直在影响家长的教育观念。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层加剧，家长在子女教育上越来越焦虑，这种育儿焦虑不断下延到学前教育阶段，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出现孩子“哪里需要报哪里”、家中“一书柜教育参考书”等现象，结果却往往背道而驰。再加上校外机构过分夸大早期教育功能、洗脑式宣传不正确的教育观念及非科学的教育方法等，不仅扰乱了家长的心态，也影响了幼儿园保育教育环境。
为了改善家庭教育、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幼儿园通过专家讲座、案例学习、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效果甚微。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每到幼儿中班升大班时总会出现生源大量流失。除了家长非理性的教育理念之外，现有幼儿园教育无法满足家长对教育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也是大班生源流失的原因之一。
此外，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标准化”“一刀切”等问题，亦导致了各级各类教育存在同质化或趋同化现象，忽视了教育系统的多样性。[1]幼儿园在督导评估、质量评价、日常督查等各种检查中不断规范办园行为，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频繁的检查节奏以及高利害的评估结果制约了幼儿园质量提升和多样化发展。
“双减”政策营造的教育生态环境“双减”政策的出台，突破了以往减负政策孤军奋战的治理模式，为整个教育系统质量提升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支持性环境。
(一)利益相关者兼治，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以往，减负措施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的结果就是学校减负，校外增负。学校按照政策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学方法、降低学习内容难度、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等，但是在升学率和分数压力下题海战术屡见不鲜。家长为了让子女上高中考大学，不惜经济和时间成本送孩子去各种培优班、补习班，助推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地方政府、幼儿园(学校)、家长、校外机构等都是减负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各自从自己观点与利益出发，忽视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据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学业表现良好，综合应用能力相对薄弱”“肥胖、近视和睡眠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
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区、培训机构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保障学生的根本权益。“双减”政策体现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观，厘清了学校、培训机构、家长的职能边界，突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校外机构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尊重学生发展规律，规范服务行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回归本位”，通过构建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立。
(二)向下延伸，系统治理
《双减》明确提出“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将学龄前与高中教育的校外机构也纳入治理对象中，从而确保了从起点开始减负。家长让子女参加校外培训，不是在学业繁重的义务教育阶段才开始，而是从儿童一出生，父母就开始了一场人力资本投资的马拉松比赛。儿童期可塑性大，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对儿童越早投资回报率越高”。然而，很多培训机构却断章取义，忽视研究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过分夸大早期教育的功能和培训效果，制造家长的焦虑。
相比于以往减负政策，“双减”政策兼顾学前和高中校外培训机构的联动治理，致力于良好教育生态的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应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从教育的奠基阶段开始切实维护儿童身心健康与家庭利益，才能确保减负政策的落实。
(三)引导家庭教育观念，形成减负共识
学校减少课程作业，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原本希望为学生减负，然而，家长为确保孩子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胜出而奔波于各个补习机构之间，承担起了专业教师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的职责。教育分流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性发展，加上家长的教育投入差异使得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不公平，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因此进入恶性循环。当家长被置于协同育人的外围，减负的结果就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家庭投入越投越多。
“双减”政策正是对当前这一问题的准确把脉，一方面提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另外一方面要求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形成减负共识。家长错误地将家庭教育目标定位为子女学业成功，普遍存在“重智轻德”“重身体轻心理”的倾向[2]，忽略亲子陪伴的重要性。因此，“双减”政策突破了以往狭义“教育系统”和“学校功能”的格局，学校对家庭教育提供指导，降低家长的教育焦虑与过度竞争，这是减负落实的有效保障。
“双减”背景下幼儿园质量提升的路径
“双减”政策是我国新时代的教育制度创新，横向构建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同机制与合作关系，纵向打通不同层级教育间的双向衔接，让整个教育系统处在“革命性重建阶段”。幼儿园是教育体系的起始学段，在我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规模快速发展，然而质量却参差不齐，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攻坚对象。“双减”政策为幼儿园质量评价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契机，《评估指南》则是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保教体系建设与学前教育评价改革的内部依据，在内外政策共同营造的教育生态环境下，幼儿园迎来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
(一)儿童为本，专注过程性质量
“双减”政策与《评估指南》都有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让教育回归儿童为本、立德树人的初心，关键在于减负的同时要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双减”政策落地后，学前教育应立足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让幼儿在幼儿园就能享受优质的、个性化的教育资源。《评估指南》明确提出要坚持儿童为本，遵循幼儿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重点关注保育教育过程质量，让幼儿园回归教育本质，聚焦儿童发展，这与“双减”政策的目的与方向是一致的。
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是在幼儿园保育教育过程中实现的，是幼儿园质量最为关键的要素，具体包括了师幼互动、教育活动、游戏、同伴交往、家长参与等。幼儿园近些年也一直在努力提升质量，如北京一位普惠幼儿园的教学园长说道：“幼儿园的质量要放在活动质量上，班级教师组织的活动既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还需要满足每个儿童的个性特点，让所有的幼儿都能够接受、愿意参与、喜欢参与，在活动中有满足感、成就感。”在“双减”提质的背景下，幼儿园依据《评估指南》聚焦幼儿园保育教育过程质量，加强对幼儿园保育教育活动的研究，在活动中观察、发现和支持幼儿有意义的学习，让每一个幼儿在已有的水平上得到发展;要求教师在日常互动中关注幼儿的需求，为幼儿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二)教研引领，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优质的学前教育能够支持幼儿当前和未来的学习与发展，而“教师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幼儿园在努力提高保教服务质量的同时，需要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机会与途径。
幼儿园教师职后专业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外部输入，引入专家培训或者督学指导;另一种是建立在园所教育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结合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组织的园本教研。“双减”政策明确提出“提高学校质量”的任务，《评估指南》要求幼儿园建立常态化的自我评估机制，这就决定了幼儿园必须走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即基于园所实践组织适宜的教研，这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教育实践中，幼儿园越来越认识到园本教研对园所质量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教研改革。如，北京某市级示范园教研主任介绍：“我园的教研大概分为三种。一是周教研，其重点是区角游戏指导，每周四上午教研团队先进班观摩教师指导，然后集中讨论指导的适宜性;二是定期的“练兵式”教研，促进骨干教师带动新手教师解决保教实践问题;三是与区教委、市教委组织的幼教工作等相关教研，比如‘语言领域阅读活动关键经验的研析’等。”
除了依赖骨干教师的经验分享外，园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教研的体系，具体包括为园本教研提供专业支持、规范园本教研的程序、健全教研激励机制、建立教研人员间的协商沟通机制等。
(三)家园社协同，缓解家长育儿焦虑
家庭和幼儿园是影响儿童发展的两大环境，只有双方履行教育职责、发挥教育优势、相互合作才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于幼儿园发展来说，家长既是园所质量改革的推动力量，也是幼儿园保教行为的影响因素，这就要求幼儿园要因势利导发挥家长的优势，同时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儿童养育观念。
在北京市家庭教育状况及发展趋势的调研中发现，70.2%的家长参加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是幼儿园举办的，以“家长会、专家讲座”形式为主，但57.14%家长提出的需求是希望参与实践类活动。在家庭教育指导需求上，家长们提出活动地点要离家近，最好是幼儿园老师来组织;形式要多样，突出实践性;内容需求包括儿童良好行为习惯培养和父母情绪管理等。由此可见，家长对以幼儿园为单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存在现实需求，但目前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上还需要不断进行优化。
幼儿园要发挥家庭教育指导的主导作用，推动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致力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创新，为家长提供科学化、多样化、人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儿童养育观，与幼儿园达成育人共识，共同营造幼儿成长的良好环境。
(四)依托教育数据，提升园所治理能力
幼儿园质量提升不仅需要具体的行动，也需要转变治理理念和模式，“双减”政策对教育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过程性质量的关注，要求园所时时关注和记录教育现场，收集大量种类繁杂的信息和数据，在评估时对这些信息和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最终依托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园所质量提升。不管是“双减”背景还是质量提升的时代使命，幼儿园都必然走向并融入数据治理时代中，需用好教育数据，服务幼儿园发展。
大多数幼儿园还未建立教育数据概念，将教育数据狭义地理解为数字。其实幼儿园数据类型多样、数量庞大，既包括幼儿园投入、教师队伍等的数字型数据，案例、教研记录、课程故事等文本性数据，也包括图片、视频等影像数据。幼儿园合理分析与科学使用这些数据，能够有效支持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现教育管理体系的变革。在数据支持下启动保育教育干预行动，研制适宜的保教方案支持幼儿的学习，并且再次收集数据，形成螺旋上升的过程，推动教育质量提升。园所应为数据化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与专业支持，以“程序化”规范治理行动，以“专业化”引领教师数据采集、分析和运用能力，逐渐构建幼儿园教育数据治理体系，提升幼儿园治理能力。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地区0-3岁托幼服务社区化的行动研究”(SM201910028007)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石中英.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教育研究2020(09):4-15.
[2] 边玉芳,田微微. 对家长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基于《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部分结果解读[J].中国德育,2019(03):37-46.
原文刊登于《学前教育》幼教版2022年第9期
